杜素娟教授和她的新作《允许爱情消失》。受访者供图
现代社会的亲密关系，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自从爱上一个人，岁月就不再静好？我们真的不需要爱情了吗？高校讲台上的文学教授，会如何解答Z世代青年的这些情感问题，华东政法大学的杜素娟教授用实践给出答案——她不仅在B站“破圈”成了粉丝眼中的“网红教授”，还被年轻人亲昵地称为“网络妈妈”。她用文学解读给年轻人当起了心灵导师，其账号“杜素娟聊文学”累计播放量超2000万，点赞量超百万，妥妥的B站文学区顶流。
说起来，杜素娟对走红感到有些“意外”。最初，她只想安于校园的“一亩三分地”，不愿踏足互联网公共领域。但在学生思祺和史秀雄的积极鼓励下，二人还是尝试合作“文学中的人生进化课”播客，意外收获不少关注。这次与心理学的跨界对谈成为她入局新媒体的起点，更被B站编导陈曦发掘，邀请她入驻成为UP主。平台不仅为她注册账号，还配备团队负责拍摄、剪辑等工作，而此时的她仍处于被动状态，缺乏主动投入的内驱力。
原因无他，网络舆论环境复杂。视频发布后，杜素娟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评论区出现一些无端指责的声音。网络环境的“势利”让她倍感无奈——“当网友看到清华、北大背景的老师时会本能敬畏，不敢反驳，即便没听懂也会点赞”，而身为一所政法类大学文学教授的她，因讲文学的方式独特，常被听众仅凭一分钟的内容就肆意攻击，这些偏执的质疑曾让她一度放弃。
好在平台团队不愿就此搁置，建议她录制网课。随着一批能听懂她的观点、与她产生共鸣的观众逐渐聚集，他们的信任让杜素娟重新找到意义。她也逐渐明白，无论在校园还是网络，老师的成功都离不开不同身份受众的共同塑造，这也成为她坚持下来的重要动力。
在知识类长视频的赛道里，杜素娟靠的不是什么掉书袋的花哨套路，而是“精准共情”——年轻人纠结的爱情烦恼、职场焦虑、原生家庭困境……她的课堂不讲术语体系，也不卖弄学理，她认为文学就是人学。她将《包法利夫人》的爱玛视作“恋爱脑”的早期范本，也从《十八春》的曼桢身上看到放下的智慧，更通过《面纱》中的凯蒂指出真正成熟的情感——哪怕爱情消失了，生活依然可以重建。她把这些文学角色重新翻译为当代经验中的情感镜像，引导读者用文学的光照见自身。
网友说，看她的视频像“和知心姐姐唠嗑”，弹幕里满是“听杜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有人说“看杜老师的视频治好了我的内耗”，有人感慨“原来这部小说还能这么解读”……这种能跨代际唠明白事儿的能力，让她成功避开了“爹味说教”的雷区，成了年轻人愿意掏心窝子的倾诉对象。
这种信任，延续到了她的新书《允许爱情消失》中。这本书以14部文学经典中的人物为引，拆解现代人常见的情感困局——《包法利夫人》里的爱玛、《呼啸山庄》里的希斯克利夫、《雷雨》里的蘩漪、《巴黎圣母院》里的艾丝美拉达、《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的特蕾莎、《傲慢与偏见》里的伊丽莎白、《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娇蕊、《十八春》里的曼桢、《面纱》里的凯蒂……文学人物的命运照见当下的情感现实——恋爱脑、执念、错付、自我丧失等等。
杜素娟指出，在当代社会，亲密关系的构建充满了文化矛盾，而言情叙事的理想化更加深了人们的认知偏差。《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爱玛，她对爱情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将爱情视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最终陷入人生的泥沼。她表示，这种爱情观的悲剧根源在于社会文化对女性的规训。从明清的闺阁文学到现代的言情小说，弥漫其中的婚恋焦虑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这种叙事陷阱让人将爱情置于人生的核心地位，导致很多年轻人至今难以抵达爱情的真正意义。
杜素娟以文学为媒介，解构浪漫的“爱情神话”，修复情感创伤，更助力读者重建自我主体性，实现从情感依附到精神独立的跨越。“当个体完成自我价值建构，健康的亲密关系便会自然生长。”同时，她也很欣喜地看到，如今越来越多观众开始反对“工业糖精”和霸总甜宠套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人生领域。“允许爱情消失”这六个字，像给焦虑的年轻人松了绑，原来不把爱情当人生KPI，生活照样闪闪发光。
如今的互联网俨然是一个多元且复杂的舆论场。杜素娟强调，年轻人应突破对立叙事，从个体权利的角度出发，相互理解协助。而她的自媒体实践，正是这种理念的生动践行：通过分享知识与见解，为年轻人答疑解惑、连接异见，帮助他们突破认知局限，更好地理解他者。她说不愿把观众叫作粉丝，而更愿称他们为“雁群”——一起飞过困顿、偏见与误解的迷雾，在一次次回头相望中，相互理解，进阶成长。
访谈
破解爱情观是精神独立的最小切口
南都：《允许爱情消失》的书名很有颠覆性。你强调“允许爱情消失”并非消极逃避，而是“爱自己的能力”和“向真正的爱情致敬”。文学作品如何教会我们在“用力爱过”和“坦然放手”之间找到平衡？
杜素娟：此前我在高校与年轻人接触颇多，倘若对爱情的认知有误或处理不够理性，往往会表现为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爱情。特别是在爱情结束后仍一味执着，这会对人生造成较大消耗。我身边这样的年轻人例子日益增多，有的失恋后仍难以走出阴影，很难接纳新的人，对自己的生活也提不起兴趣。我觉得这可能是爱情观念存在问题。所以，我一直想专门写一本书，从文学来探讨我们该如何看待爱情，爱情关系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个想法我已酝酿多年，如今也算是圆了自己的心愿。
文学经典中所讲述的故事并非虚构，它源于过往人们的人生经历与情感体验。我们常说“太阳底下无新事”。从古希腊至今，文学作品中所涉及的情感问题、苦难与悲剧依然存在，人类的情感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发生本质性的改变，我们始终受困于类似的情感问题。
南都：书中这14个人物案例，能否举一个印象最深刻的“反面教材”案例，比如《包法利夫人》的主人公爱玛，文学经典是如何深刻揭示其悲剧根源的？
杜素娟：也不能称之为正面教材或反面教材吧，实际上是处理方式和应对方式的差异。爱玛的故事极具代表性。她在修道院长大，身边只有年轻姑娘和嬷嬷，从未与男性深入接触，对爱情的认知全来自言情小说的幻想。作者以讽刺笔触描绘这种不切实际：她总期待“黑马骑士”拯救自己，像城堡公主等待救赎，却不懂爱情真谛，只把它当作改变命运的传奇。这类脱离现实的爱情叙事，会悄悄传递有害观念。其本质是对女性的规训：暗示女性无法掌控命运，只能等待男性拯救。霸道总裁类故事不过是换种形式延续这一逻辑，让女性误将爱情视为改变命运的关键。这导致爱玛每逢想改变现状或感到乏味，就寄望于男人。
这一篇的标题是《世上有那么多种快乐，她都擦肩而过》，她认为极致快乐、浪漫与诗意只存在于两性之爱中，连分手后的悲伤都被当作浪漫——只因言情小说和诗词的歌颂。这种观念让她不断恋爱又被抛弃，成了“恋爱脑”，最终陷入人生消耗。她丧失了从自我提升、人际交往、探索世界中寻找快乐与意义的能力。这些经典小说里呈现的爱情悲剧至今仍在社会上演，许多女孩仍在重复同样的错误。若不读经典，便无法知晓过去的生活与启示。
南都：你认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是对女性的驯化。从长期的历史来看，言情小说是否也是父权社会与文化产业的合谋？
杜素娟：可以这样理解。毫无疑问，言情小说是男性凝视的产物。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女性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她们被困于闺房之中，毫无行动自由，而人生唯一的乐趣便是男性给予的浪漫与诗情。唐诗宋词里的怨妇和闺中女子，皆沉浸于对爱情的思念，在无望的等待中期盼男性的爱来改变命运。这不仅是中国的情况，全世界皆如此。以19世纪欧美的《傲慢与偏见》为例，不难发现女性的生活圈子依然狭小，局限于闺房、客厅，最多不过是亲戚家的花园，对女性的美德培养及各种规训皆旨在取悦男性，使其成为合格的妻子。而男性创作的作品又面向女性读者，这一现象颇为有趣。这些小说是男性对女性美好形象的想象与设定，女性阅读这些作品后，依照其中的形象塑造自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如今，市面上的偶像剧和言情小说依旧延续着农耕社会对女性价值和意义的界定。主人公不仅要得到一个男人的爱慕，还要得到一群男人的爱慕，众多男人排队追求，成为最骄傲、最有价值的女主角。然而时代发展至今，世界已向女性完全敞开，女性拥有更多探索世界、享受生活、创造多元快乐和价值的机会。
南都：同时我们也观察到，近几年网络上出现越来越多反对“工业糖精”和甜宠套路的声音。比如抛开性缘叙事、聚焦女性友谊的《好东西》、“要选票不要私奔”的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等，观众对这类主题的青睐，是否标志着爱情“神圣性”在今天的消解？我们该如何破解爱情观？
杜素娟：在当今社会，女性不再将爱情视为人生的必需品和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题，这堪称当代女性最伟大的思想觉悟。谈及女性精神独立，我觉得无需着眼于那些宏大抽象的方面，只需要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即从破解爱情观入手。我认为，在当代社会无论男女，困于传统爱情观都会阻碍发展，男性亦受其限，如男子要“闯荡天下”实为一种规训。
但破解爱情观对女性更为关键，因为男性自我建设意识更强，人们会羡慕二三十岁职场出色的男性。而女性一到二十多岁周围的环境就开始质问：“为何没恋爱？是不是不够好？”这让她们在自我建设黄金期急于恋爱，即便打拼事业，没恋爱也觉空虚。比如“豆蔻年华”这个词就暗示女性青春期的价值在于获取异性爱慕，这种影响延续至成年，使许多女性以爱情衡量自身价值，忽视真实需求。我曾对大一大二因没恋爱而失落的学生说：“这是你的机遇，应专注自身、发展事业、锻炼身体。人生节奏各异，不必强求恋爱。”爱情教育关乎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二十多岁这十年是人生奠基期，你的选择决定后半生能否独立自尊。
南都：在代际差异部分，你认为当代年轻人与父辈的爱情观存在根本性断裂吗？从社会学角度看，这种代际婚恋观差异是中国特色还是全球普遍现象？
杜素娟：从时代发展规律来看，下一代的婚恋观与父辈不同，这是值得欣喜的。这种差异不分国别，因为本质上是特定时代、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就拿我们上一代的父母来说，那时经济社会欠发达，社会条件不佳，人们必须相互依存才能生存。一个人买不起房子，一个人在城市里难以立足，需要两人合力才行，可以仅仅为了搭伙过日子而步入婚姻。因此，上一代人的婚姻是为了解决生存需求，当年青年的婚姻是为了解决精神需求。他们追求更高质量的情感生活，也能够追求更高品质的婚姻。所以我认为，每一代人都应该构建属于自己的婚恋观。现在的年轻人不愿遵循上一代的婚恋观，这确实是社会进步和时代发展应有的体现，若与他们的观念毫无差异，那才是可悲的。
把学生当作老师，把网友当作镜子
南都：能否分享一下你的童年或青少年时期？是否有某个特定的人、一本书或者一段经历，成为你文学道路上的“第一束光”？
杜素娟：我父亲从事生物研究工作，我自己不知为何，从小反而对语言和文学产生浓厚兴趣。家里只有两本鲁迅的《呐喊》和《彷徨》都被我阅读完毕。在父母看来，小说文学之类的都是闲书，不许我看，也不认同我对语文的偏爱。我初中时数理化成绩不佳，他们甚至吓唬我说将来只能去扫大街，但还是挡不住我对文学的喜爱，还从同学家里借来了《红楼梦》。
坚定我信心的是一位语文老师。她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你最适合去读中文系，将来一定要去读中文系。”那是我第一次听说“中文系”这三个字，当时我还是个孩子，对它并没有什么概念，但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动摇过，坚定地朝着中文系的方向前进。
南都：从欧美当代小说到“沈从文与中国传统文化”再到对“现代社会伦理”的文学透视，你的学术研究兴趣范围很广。是什么驱使你特别关注文学与社会伦理、个体心理之间的交互关系？
杜素娟：读研究生时，我专注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工作后在学校讲授小说，课程涵盖中国现当代文学导读、欧美小说阅读与鉴赏、外国文学史等。我的课堂有意识地模糊中西方界限，所有内容都立足“人学”层面——不按学术概念做国别划分，只聚焦“人”的研究。打通中外文学后会发现，文学本质上都是写人的，文学就是人学。
年轻时我痴迷学术，尤其热衷西方理论，硕士论文答辩时甚至把评委绕得晕头转向。后来反思才明白，文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与其他学科不同，玩弄名词不可取。当人缺乏扎实的人生见解，就会用晦涩词汇掩饰观点的肤浅或空洞。进入华东政法大学后，这种认知愈发清晰。我的教学方式与正统文学学术圈有所不同。面对政法专业学生，我必须思考：他们为何需要文学？漫长教学中，我不断探寻文学与当代个人生活的结合点，让文学变得通俗易懂。我摒弃中文系的理论术语体系，结合学生的生存体验与成长困惑授课，引导他们从自身感受出发亲近文学。这种教学更贴近实际，让文学扎根普通人的生活，而非陷入圈子内才懂的、堆砌名词的“高深”表达。
再后来，我开始面向大众平台，尝试用文学讲述人生时，我意识到，最贴近且最需要的思想资源是心理学，便开始大量阅读心理学书籍，不知不觉间与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有了更多的交集。
南都：这也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你的文学课能精准地直击大家的“痛点”。当代青年很多苦于与原生家庭的代际鸿沟，而你能被称为“网络妈妈”，这种对年轻人的共情力是如何训练的？你如何克服和跨越代际实现与Z世代的对话？
杜素娟：很多人有这个疑问。每次听到这个问题，都不禁为我的同龄人们感到悲哀。明明大家都有能力做到，为何却做不到呢？许多成年人在为人父母或成为老师后，就容易忘却做孩子时的体验与痛苦。曾经作为儿女，我们都经历过不愉快，对父母的某些做法并不认同。可当自己为人父母后，为何又走上了同样的路？
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缺乏反思能力。这容易滋生因年龄而来的狂妄，仅仅因为年纪大，就自认为代表真理。“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多”，这句话我十分厌恶，时间的积累并不等同于智慧的增长。陈独秀、鲁迅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曾批判过这类人。其二，没有认清真相。每个人都有认知局限，即便活到百岁，所观察的世界也受自身经验束缚。只有不断意识到自己的盲区，持续学习，才能提升见识与认知，就像树木，不断生长。
我能与年轻人共鸣，是因为我从不凌驾于学生之上，反而视他们为老师。每一批学生都能让我接触到许多新鲜事物。在课堂上，他们的观点或许不够深刻，但那些独到的小见解，让我惊觉，现在的孩子看待问题的方式竟是如此不同，我也由此意识到，自己还是受限于所处的时代，竟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视角。
学生就像镜子，让我看到自身的局限与不足。我也把网友当作镜子，他们的评论和留言，都是我学习的素材，让我了解年轻人看待问题的方式，避免产生“爹味”。
南都：你把粉丝称作“雁群”，在你的“大雁”中，有没有某句话或者弹幕让你认为自己做的事情确实有意义？
杜素娟：这种情况非常多。有人说杜老师我看哭了，有人说杜老师你的视频太及时了，我最近正在困惑这个事情。有人说杜老师我读过这部作品，从来没想到它还可以这样解读。这些话对我是非常大的鼓励，让我愿意为他们不停地投入。我不太愿意称他们为粉丝，我用一个词叫“雁群”。你慢慢积累自己的“大雁”，不断有人加入你的队伍，他们会不断鼓励你，甚至帮你抵御喷子，这时你的内驱力就会增强，你会觉得这件事有价值、有意义的。鲁迅先生曾说过，最难熬的不是喊得艰难，而是在虚空中呐喊。当你发出的声音没人能听懂时，你会感到彷徨；但如果你发现有人能回应你的呐喊，你就愿意继续发声。所以我在B站坚持了下来，并且有了内驱力。原来躲在校园的舒适区里很安逸，没有勇气走出去；但走出一步后，你就会有更多勇气。后来你会发现自己可以无所畏惧。
“能被冒犯和讨厌”才能立足互联网
南都：你如何看待“网红教授”这个身份？
杜素娟：“网红”这个词有褒义也有贬义，一方面觉得你很有名气，另一方面觉得你哗众取宠。不同语境下，“网红”这个概念的内涵也不同。我不计较这些，我认为在世界上行走或者做自己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保护好自己的能量，屏蔽外在评价。
南都：目前许多大学教授走出书斋面对网友，有些人探索得很成功，账号运营得很好，也有些账号可能影响力有限。你认为自己能够比较顺利地拥抱新媒体，你的优势在哪里？
杜素娟：大部分人可能会栽在第一关，即无法接受别人的无礼冒犯。在网络平台上，你需要具备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训练出自己能够被冒犯、被讨厌甚至被指责的能力。互联网世界会让你真正认识到，人的认知差异有多大。你得允许别人听不懂，也要允许别人误解你，否则他们冒犯你、指责你，甚至说一些难听的话，你就会难受地“退网”了。
我记得我在讲《傲慢与偏见》时，编辑小姑娘给我起了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标题，大概意思是，伊丽莎白是普信女。很多人指责“普信女”这个词使用得不恰当，他们不允许我说伊丽莎白不好看。许多读者只看电影没有看原著，电影里演员都是美女，然而在19世纪英国，简·奥斯汀开始尝试描写不美的女性，真正吸引达西的是伊丽莎白的才智，而非脸蛋。我向读者解释时他们无法接受，因此发生了争执。
在这场争执中，很多人根本不听你讲的是什么，只看标题就对你发起猛烈攻击，一般老师遇到这种情况，也许会觉得公共平台的群体太愚蠢，不能在这浪费时间，觉得犯不着就“退网”了。我之所以坚持下来，是因为有“雁群”的支撑。我的“雁群”生成速度较快，这是我比较幸运的地方。
南都：你担心掉粉吗？
杜素娟：我一直在不断地一边吸粉、一边掉粉，俗称“洗粉”。例如我为了维持团队开销也制作过一个充电视频。有些人不理解，他们习惯了在b站看免费视频，觉得你不应该收费，我就掉了一波粉。我认为，做账号也需要允许粉丝的自由选择，应该放平心态。我在这里讲一些自己想讲的话，能够找到我的雁群，让我的雁群得到帮助就可以了。
“年轻人需要突破认知局限”
南都：你刚才提到“内驱力”。驱使你一直坚持分享知识和见解的核心内驱力是什么？你内心带着怎样的使命在做这件事情？
杜素娟：说“使命”显得过于宏大，不过我确实有个小目标。每个时代的青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核心问题。我父母那一代，主要应对的是政治问题；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青年，身处改革开放浪潮，我们核心任务是解决经济问题、推动经济腾飞；而当下的年轻人，需要突破的则是认知问题。
我的青春期就格外痛苦——既没有老师教为人处世，也没有父母指引方向，情感遇困时更无人开导，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既艰难又浪费时间，还耗了许多不必要的精力。在认知上，我们缺乏指导，面对情感、自我与世界都得从零开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代际浪费”。我常想，若能穿越回去跟二十多岁的自己说几句话，命运或许就会不同。
也正因如此，我希望能为现在的年轻人做点什么。虽未见过这些年轻网友，但他们看我视频时能感到轻松，缩短痛苦时间，学会多角度思考，这就很有意义。不必每代人都重复吃苦，能帮到年轻人，便是我的初心。
我常说这代年轻人最了不起，他们要突破历代人最难突破的认知问题，他们创造诸多新词反抗不认同的认知，这种强烈的意识在前几代人身上不曾有过。他们重新审视各时代、各领域的文化，要用新的观念重构对世界、人生与自我的看法。这太难了，也正因如此，他们才格外出色。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实习生 温欣
